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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哪个军阀兵最多

民国哪个军阀兵最多篇(1):民国十大地方军阀哪个最强?他们各自有多少兵力?


十大军阀除了几个还说的过来,其他的都没什么好说的,也就凑个数而已,就说说比较厉害的吧
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後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後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皖系军阀嫡系部队,系西北边防军和参战军。部队素质较高,但因成军较晚,实战经验较差,故不敌曹锟、吴佩孚所属北洋第三镇。 皖系军阀外围武装,主要为陈树藩陕军、倪嗣冲皖军及赵倜毅军。大多为旧军或革命军组成,战斗力很差,且与皖系军阀不同心。 皖系军阀地方军,主要在山东、浙江、湖北、福建一带。 人员素质 皖系军阀核心力量,大多为参谋型军人,实战经验较少。外围武装大多为旧军出身,有勇无谋。地方省皖军缺少全能人才。
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直系军阀主力有18个师和18个混成旅.地方部队有湖北、江西、福建、河南共8个师、13个旅和5个镇守使等.总兵力约60万人。代表人物为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
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奉系军都算共40万的要,其中精锐军,就是严格军规新式装备的20万,其余的都是杂牌,毕竟和张作霖一起起家的都是些胡子、强盗、马贼。
东北易帜归顺民国的是张学良率领的20万东北军,入关后顺便驻守北京一带,后被调到西北“剿匪”,适值日军全占东北,磨刀向热河省的时候。
东北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一步步的拆散、打乱、分驻到全国各地了。东北军这名号没了。
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
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旧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阀统治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到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时,最头痛的对手也是桂系的部队。他们长期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国军占两淮、苏北,钢七军是和七十四师一样的头号主力。粟裕在苏中时候,陈毅在泗县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桂系七军,结果惨败。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华野歼灭后,中原战场有四大旗杆:五军、整十一师(18军)、七军、整四十八师,桂系占了两个。 华野七月分兵后,叶飞、陶勇的一、四纵,就是被七军和整四十八师缠住,后来很长时间摆脱不了,使这两个纵队失去了战斗力,损失了两万多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七军、整四十八师又给刘邓部队以重大的打击,使刘邓损失惨重!后来刘邓被迫改变作战方针:先打杂牌军,后打中央军,避开桂军。连中国第一悍将刘伯承都对桂系惧怕三分、避其锋芒。李宗仁
新四军2师师长张云逸及其部下曾经评价桂军:“桂军被反动宣传灌输得麻木,作战勇猛得如野人拼命,阵地上战至最后一人时,仍能坚决拼刺刀顽抗,直到被打死,反抗才停止”、“且战术灵活,动作熟练,认为桂军比同等条件下的日军更难对付”
能有这么高的评价,说明桂军的战斗力是相当不错的,唯一的不足就是装备差了点,其主力7、48军一直到李宗仁当上总统后才装备了少量的美式装备,听不少现在在我们广东的南下四野老兵回忆,一直到49年衡宝战役的时候,桂军士兵还有不少拿的是那种已经快被淘汰的“汉阳造”步枪呢!装备差一直是桂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弱点。
桂系七军后被四野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消灭。这一仗直打了五天(衡宝战役),林彪动用了用十七,八万的兵力,外围还有五个师共二十五万的兵力,围住桂军的主力四个师将近三万六七千人,打了五天,结果也只歼灭不到三万桂军,还是让桂军突围出去两个建制团。
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刘伯承元帅曾经在大别山制订了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
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也说了: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大约有10万左右
冯玉祥军阀
冯玉祥,曾经是民国时期军事实力集团首领之一,鼎盛时期他的兵力多达50万人,因为他的驻地在中国西北部的陕、甘、宁、青诸省,所以人们称冯玉祥的部队为“西北军”

民国哪个军阀兵最多篇(2):【民国十大军阀实力排行】


【民国十大军阀实力排行】
(一)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巨,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由,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刺宋史学界尚有争议)。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 
  (二)段祺瑞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集团把持政局,北京政府如同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合肥人段祺瑞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7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 
  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次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 
  1895年底,上谕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遭到清廷的疯狂镇压。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陆海军,旋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 
  1月23日起,段祺瑞迭次向朝廷进言,谓共和思想“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26日,他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直接要求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中还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显然,这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将政权由清廷直接旁移给袁世凯的办法。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这一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朝廷的兵谏式招法果然灵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随之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袁世凯政权的主将。 
  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称帝,并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但好景不长,举国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系内部也有人暗中倒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得考虑取消帝制,“洪宪”皇袍穿了不过83天。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督军张勋主动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张勋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7月1日,他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 
  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对其拥溥仪复辟亦有所闻。“张勋复辟”给段祺瑞诉诸武力以东山再起制造了一个绝好借口。段祺瑞旋即在天津组织“计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讨逆”,还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重新组阁。在“讨逆军”的强大攻势下,“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于12日被迫避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闹剧不过上演了12天。7月14日,段祺瑞凯旋还京,重新执掌中央政权。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亲日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更激起举国上下愤怒声讨。直、奉两系适时地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开始从军事上掀起倒皖运动,意在打击急剧发展的皖系军事力量,抵制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1920年初,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逐出北京。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在各方的利害关系暂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已暗中接受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和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鉴于以往迭次“府院之争”,此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合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段祺瑞表面上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皖系北洋军阀集团也不复存在。息影津门的段祺瑞曾表示只谈佛经不问政治,实际上在政坛活动了几十年的他岂甘寂寞,并且,“政治”不时地来过问他。日本特务土肥原等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段祺瑞亲日,原先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他不愿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为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南京政府方面不断派遣民间人士北上做段祺瑞工作,劝其南下。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欢迎段氏南下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顺水推舟,先抵南京拜会蒋介石,随即到上海定居。 
  段祺瑞到上海后,初寓世界学社,不久即搬至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他在这里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不治离世,终年71岁。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三)曹锟 
  (1862.12.12~1938.5.17) 
  【概述】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4年4月第一次直系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将领鹿钟麟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行。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塞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4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颜惠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赶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 
  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或"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四)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辽宁省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张作霖生平介绍】 
  1894年因为报父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号称保险队,在黑山南赵家庙一带劫掠。1901年除夕,张作霖遭匪首金寿山勾结俄军马队偷袭,损失惨重,率残部8人,逃到台安县桑林子村,后到八角台(今台安县)投靠张景惠,当上了八角台团练长。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1906年任巡防营前路统领,驻防辽源一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时,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其子张学良后成为著名爱国将领。 
  五)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施行手术,当晚暴卒,时年65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还是第一个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生平】 
  1874年4月22日。山东省蓬莱县。 
  这一天春日融融,海天一碧,湛蓝透心。不一会儿,又有海雾飘来,如轻绡薄纱一般,起初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后来就迷离上升,一片朦胧了。于是,蓬莱特有的奇观--海市蜃楼出现了。只见海天相连之处,隐隐约约浮现一座岛屿,仿佛微微隆起的一堆绿云,那么虚幻,那么缥缈。渐渐地,岛屿轮廓愈加分明,显出了蜿蜒如蛇的小路,林木苍郁的峰峦,而碧树红花之中,有翘角凌檐的宫宇,或亭榭台阁奇异连接,或独楼高耸格外巍峨……忽又见亭阁间有人影走动,男女各呈优美姿势……众人都看呆了。这时蓬莱阁附近的海岸上,有一个人将此景看得最为真切。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这一天也是吴佩孚的诞生之日,只不过这时吴佩孚还在娘肚子里。 
  也许因为是奇特人物的缘故,吴佩孚在娘肚子里就憋着闷气,该出来了,却倔着性子不动,扰得他母亲张氏两天两夜没断过呻吟。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却并不着急,因为妻子已经是第二胎,他知道不会有太大困难。根据"事不过三"的原理,今天是第三天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绝不会超出今夜。 
  回到家里,吴可成守候在妻子身边,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之后,他就赶紧宣布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姓吴,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活。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却并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 
  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 
  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 
  由于吴佩孚出生之夜有戚继光入梦,所以吴可成十分喜爱这个儿子,经常"子玉儿子玉儿"的叫个不停。而吴佩孚也从小便显出与别的孩子的不同,他不爱哭,无论抱着或是躺着,总是瞪着一双眼睛。 
  吴佩孚排行老二,邻里乡亲都叫他"小二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但是随着吴佩孚出生与成长,吴道孚的体质日趋虚弱,不久就夭折了。如果按照蓬莱人迷信的说法,吴佩孚就具有克兄命,他不甘为人之下,要做老大。吴可成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自己没能以读书显名扬祖,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材料。 
  吴佩孚的启蒙老师是循循善诱的人,但是这先生信奉的是"黄卷青灯,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带,他年何等威风"。但是,这对吴佩孚的影响却不小,使他在心中立下了勤学不止的决心。 
  在学堂里,一般学生乘私塾先生不在,便放肆玩耍打闹,吴佩孚不仅不参与,反而正襟危坐,置身于喧闹声中,仿佛不闻不见,静心背诵功课。私塾先生发现这情景,十分惊讶,忍不住拍着吴佩孚的肩头,由衷地说道:"只有你鹤立鸡群,不与群儿同流合污,是可造之才啊!"自此之后,私塾先生对吴佩孚另眼相看,把吴佩孚作为他一生的希望寄托予以刻意栽培,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外,还经常单独为他讲解《四书》,并教习作八股。几年后,吴佩孚成了先生的一个熟读《四书》、善写八股文章的得意门生。 
  吴佩孚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到龙神庙、蓬莱阁游玩,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蓬莱阁》石刻上的诗文。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以后,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离开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恋蓬莱阁的景物。 
  吴可成对吴佩孚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自从吴佩孚上了私塾后,吴可成不时地亲自教他认字念书。离开私塾后,吴佩孚想继续学习,可是家里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家里有个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佩孚的娘便找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好在磨脖子上,就这样,书桌也有了,凳子也有了。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之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是想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地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徕生意,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纺个不停,于是人们颔首赞许道:"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转眼间到了1890年,吴佩孚14岁了,可是,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母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时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夫人天生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地埋葬了丈夫。 
  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时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显示了她的才能。从此,她夜以继日地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然而繁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挺着。吴佩孚在这时候也变了,从此他沉默寡言了,每天深夜伏在地上,看灯光闪烁,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他咬牙立志,发誓更加勤奋读书。咿呀的纺车声音,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 
  母亲如此辛苦,吴佩孚心中有不忍,决心自己赚钱养家,于是开始打探赚钱的活。有一天,他秘密地布置停当,然后蹲在纺车旁边,问母亲:"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好么?"母亲张氏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说:"你给我好好地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啊!""娘,我赚钱也是读书。""哪儿会有这种好事,"母亲一点也不相信,头也不抬地说:"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娘,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信。""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二两四钱的银子,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母亲张氏的纺纱收入,就能有富余了。吴佩孚以为母亲听了会吃一惊,哪知道,母亲声色不动,只是在说:"你别胡思乱想啦,才14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不是当兵,是当学兵。""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看到母亲口气有点松动,吴佩孚站了起来,挺了挺胸:"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18岁,也没人不相信的。"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母亲脱口,喃喃自语:"嗯,这孩子,是长得高。"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18岁,吴佩孚母亲还是不答应吴佩孚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衮压制汉人习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因此,吴佩孚母亲极力反对,同时,她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更不愿他中辍学业。 
  结果,吴佩孚的请求被严辞拒绝了。吴佩孚是极孝顺的孩子,尽管母亲这么劳苦下去,而且,不论母亲张氏如何焚膏继晷,拼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孚觉得自己作为儿子,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一有机会便跟母亲絮叨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母亲张氏的心思,有点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可观太划得来了。 
  一个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诚挚地说:"娘,还有5天的时间我可以念书。"母亲张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你6岁起进私塾,9岁就开篇作文章,12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在夸你的诗和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14岁了,家里没钱,请不起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念下去,我真不知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母亲这么说,吴佩孚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找好了老师李丕森。 
  一提起李丕森,母亲张氏又惊又喜。李丕森是登州府头一号好老师,他教出的举人、秀才有好些咧。如果儿子能拜师于他,不愁将来不发达,母亲张氏有点不信,停下手头的活问:"你骗我吧?""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这,"吴佩孚母亲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地有些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娘,李老师说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地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凑一笔数目,送给了老师当束脩,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多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舞,母亲张氏很勉强地答了一声:"好吧!"从此,母子俩更是省吃俭用以攒足拜?的钱。转眼之间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拜师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一天,母亲张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整整齐齐,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备几色礼物,然后,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拜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蓬莱县城地处山东省东端,北临黄海、渤海,交通便利。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还准许鸦片进口,于是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公开在全国各地大量倾销。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登州府所属的大小城镇,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毒菌似地孳长起来。 
  在蓬莱县城里,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内分设"雅座"和"普通座"两种。"雅座"是单房炕,上面铺着大红毯,专供豪门富室的烟鬼们享用;"普通座"则是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放上几盘烟具,供一般烟鬼过瘾。当地嗜吸鸦片的烟鬼,不论穷富,都有躺烟馆的习气。烟鬼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开灯烧烟,而往往呼朋唤友来烟馆,喷云吐雾,不如此不算尽意。这时,已是秀才的吴佩孚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民国哪个军阀兵最多篇(3):北洋六大军阀,谁的槽点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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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不是羽扇纶巾的文官、也不是穿皇袍、坐龙椅的帝王,而是手上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北洋军自袁世凯死后,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军头们谁也不服谁,手下有枪有人,说话就硬气!就像张宗昌的名句:“大炮开兮轰他娘!”
这些看上去牛逼哄哄的军阀,其实身上槽点满满,让我们来盘点一下谁的身上槽点最多吧!
1用人不疑段祺瑞段祺瑞想要做像袁世凯那样用人无双的“明君”,却学了个四不像,对手下的要求言听计从,结果不像袁大头,倒像冤大头!
段祺瑞用人,手笔也大,只要他手里有钱,从来不吝啬,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自己不贪钱,但对于所用之人贪腐,却睁只眼闭只眼,能满足尽量满足。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帐下有能干的人,也有那种只会说大话而且特别能贪钱之辈。真的到了要较真章的时候,他手下这些饭桶,不坏事才怪。(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2只会和稀泥的王士珍王士珍的和稀泥技能学到了满级,每到他出场,就一招“你好,我好,大家好”,人家见他浆糊捣得不错,就送他一个维持会长的名头。
袁世凯麾下有三员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比较起来,段祺瑞和冯国璋在历史上露脸的机会多,名声大。而号称北洋之龙的王士珍,相形见绌,登台倒也常登台,但绝少唱主角。每每到了过渡时期,就被拉出来,顶个角色,然后就谢幕了,好像一个维持会长。(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3抠门病患者冯国璋所谓的抠门,比吝啬少一点,比小气多一点,说的就是冯国璋。为了挣点外快,他可以把中南海里的鱼都给捞起来卖了,这种矢志不渝的捞钱精神,不得不服。
张勋复辟,旋踵失败,黎元洪不好意思再做总统,离职到天津赋闲,冯国璋接茬儿做了代理总统,窝子从南京搬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没过多久,就觉得钱紧。按说,总统的工资不低,而且还有各种特别费,但是跟富裕的江南比起来,冯国璋总还是觉得日子紧巴。有人建议说,中南海里,有大量明清时放生的鱼,都捞起来卖钱,能得不少的银子。于是,中南海里的鱼就这样没了,北京大小馆子,都在大吃其鱼。一时间,好事者纷纷以“南海鱼”与“北洋狗”做对子,调侃冯大总统。(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4有道德洁癖的吴佩孚 别看吴佩孚头发短,人家见识可不短,书读得海了去了。书读得多了,总有点道德洁癖,可吴佩孚这洁癖程度非同凡响,看到点碍眼的,就捋袖管子上。
 
吴佩孚是北洋军里不多的秀才,冯国璋是当了兵之后才考的秀才,而吴佩孚在当兵之前就已经是了。吴佩孚有道德洁癖,做了秀才,不知天高地厚,当地大户人家办事唱戏,他觉得里面有点黄(这是常态),有伤风化,前去搅和,结果在家乡立足不住,逃了出来,穷极无聊,才当了兵。那么小的个子,当兵也只能当戈什哈(护兵马弁),还是一个文案的戈什哈。幸好这个文案爱才,当发现自己的马弁居然是秀才之后,就托关系把他送进了北洋系统的测绘学堂。于是吴马弁变成了吴军官,一步步升上去,成为北洋的后起之秀。(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5为祸蜀中的杨森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缺少什么,就会使劲鼓捣些什么。军阀杨森是个大土鳖,啥都不缺就缺股洋气劲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土鳖,洋气得很,就拼命在成都搞现代化建设!结果现代化搞没搞成不知道,成都人民倒是被他整惨了。
别看是土鳖中的土鳖,杨森思想却很趋新,立志要在成都搞现代化建设,修马路,建体育场,引入篮球、棒球。而且移风易俗,彻底革新成都人的精神面貌。一时间,到处都张贴着杨森的语录:“杨森说,不许缠足!”“杨森说,要讲究卫生!”“杨森说,不许留长指甲!”各个街口,派了军人组成的纠察队,发现穿长衫的人,一把拉住,当场把长衫剪短,说是节约布料。奇怪的是,倒是没有人拉人剪长指甲。(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6“三不知将军”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的“三不知将军”,表示不服气,谁说流氓就啥也不懂,赶紧回家学作诗,流氓也能有文化!
张宗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山东,做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偃武修文,开始学作诗了。势力最大的时候,连上海和南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那两年,是他最神气的时候。人们说他是“三不知将军”,就在这段时间,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全国各地的流氓、土匪,都来投奔他。手下光军的编制,就有十几个。这些流氓土匪,今天来,明天走。他也无所谓,来了就收,走也随你走。说起来,都是他的部下。另一位有名的流氓孙殿英后来说,跟了那么多的人,就数跟张宗昌最舒服。这样的军队,纪律当然糟得不得了,张宗昌自己的老家山东,也顺便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打张宗昌开始,破了一个例:以前所有的军阀,对自己的家乡,都是不错的,糟害哪里,也不会糟害自己的家乡。但唯独张宗昌,却对自己的家乡下手。未必是他想下手,说到底,是他部队的流氓本色决定的,到了这个田地,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北洋的军阀们,表面上纵横捭阖,威风八面,但背地里却有这么多好玩的槽点,那就跟着最受欢迎的大学教授张鸣,听听教科书级别的历史段子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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